1965年4月18日，中国第一枚空投试验的准备工作已经一切就绪，但试验总指挥张爱萍却始终难掩心中的一丝焦虑。在一次内部报告会上，他把心中的这个隐忧总结成一句话，说自己现在。张爱萍说这番话时，我国刚刚爆炸完第一颗，全国都沉浸在打破超级大国核垄断后的自信气氛中，为什么副总参谋长张爱萍，却对核基地的安全如此担心呢？

  1965年3月9日，时任副总长的张爱萍乘专机赶往西北腹地的酒泉基地。飞机落地后，他拒绝了司令员李福泽先去招待所休息的建议，驱车直奔装配厂进行视察，接着又马不停蹄赶往轰-6的机库查看情况；当天晚上，又连夜听取了基地空军指挥部主任袁学凯关于轰-6机组准备情況的汇报。

  作为中国第二次核试验委员会主任委员的张爱萍，此时正在全力组织的空投试验，事无巨细他都要一一过问。按计划，我国第一枚空投将由一架轰-6型飞机携带，从甘肃酒泉基地起飞，飞往新疆罗布泊的靶区投放。如果试验成功，我国将从此具备把核武器投送到敌国领空的能力，具有重大战略意义。

  1964年10月16日，中国的第一颗是在一座102米高的铁塔上爆炸成功的。美国中央情报局判断，至少还要再等2-3年，中国才具备投送这颗的能力。但当时的真实情况是：我国第一颗从一开始就是按使用飞机投送来设计的。早在爆炸前两年半，也就是1962年的4月，二机部九所就慢慢的开始进行空投放的外形和结构设计，还进行了的1:1低速和跨音速风洞试验。因此，中国实用化的进度，比国外情报机关预测的要快得多。

  为了确定的载机，60年代初二机部就对苏制图-4重型轰炸机和图-16中型轰炸机做了调研。调研的结果显示，图-4性能已经落后，而且服役时间也较长，所以科研部门倾向于使用图-16。1962年12月，空军独立第四团的飞行员驾驶轰-6，携带九所研制的模型弹进行了投弹试验，并取得成功。最终图-16被选定作为空投的载机。此后中国又先后改装了轰-5和强-5，使这两个机型也具备了投送核武器的能力，但这是后线作为载机时，它的国产化还没有完成，只有寥寥数架可供使用。

  图-16的国产化始于1957年，当时苏联授权中国生产并援建了轰炸机制造厂，2架图-16整机被运到中国供拆解分析；随后苏方又送来了可以组装两架图-16的全部零件，在苏联专家指导下由中国装配。两年后的1959年9月，中国用苏联散件组装的第一架图-16首飞。

  但1960年6月风云突变，苏联撤走了全部专家，导致图-16的国产化速度放缓，一直到1964年才基本完成。图-16的国产型号被命名为轰-6，后边的内容中我们将统一使用“轰-6”这个名字。

  。为了能投放，轰-6需要给弹舱加装设备做保温、 还要改装核弹专用挂架和专用投弹系统，机身也要喷涂一层防光辐射的耐高温漆。此外还要加装核弹监测和控制系统、核爆记录设备和座舱防护帘，改装计划上报后等了三个月最终获批。九所和172厂密切配合，于1964年9月和1965年3月分别完成了两架轰-6的改装，经飞行试验，质量良好。

  周总理在1965年的一次讲话中明确提出我国核武器的发展是用四年时间完成四步，他这样说：“今年，在铁塔上爆炸成功了；明年第二个是核航弹，空中爆炸；后年第三个是上导弹，搞两弹结合；1967年第四个，搞氢弹或加强弹试验。地下核试验也要抓紧准备好。 这些事请张爱萍牵头，国防科委、国防工办、二机部先开个会，像这次核试验一样，有了把握就好下决心。”

  因此，1965年的新年过后，中国空投核武器的试验立刻开始准备。作为第二次核试验的总指挥，张爱萍从1965年的3月9日开始，多次往返于各个基地之间，检查试验进展情况。空投开始前一个月，他住进了马兰基地具体指挥，一直等到试验后一个星期才离开。

  ：进行投“冷”试验弹的演练。“冷”试验弹，就是把原子炸弹中的铀235改为铀238后供机组练习投放的模拟弹。“冷”试验弹不但外形、结构和重量与真相同，而且各种无线电测控的信号和设备也完全一致。它可以全面模拟并检验核弹在投放全过程中，所有部件的可靠性。

  ：投“热”试验弹，也就是装填着铀235的真。这枚“热”弹重3.2吨，爆炸威力为3.5-3.8万吨TNT当量，爆炸高度500米，投弹精度要求在目标中心点半径200米之内。为了这次试验，位于青海金银滩的221厂一共生产了8枚航空炸弹：一枚用于振动试验，三枚是训练用的配重弹，二枚是“冷”试验弹，最后两枚是正式的“热”试验弹 ，互为备份。两枚热弹于1965年5月2日用专列从青海运出，5月4日10时5分安全抵达酒泉基地14号机场。

  空军为空投试验准备了2个轰-6机组：第一机组由空军独立第四团副大队长李源一担任第一飞行员，于福海任第一领航员，刘景新任第二飞行员，张公祥任第二领航员，孙兴富任通信员，韩惠安任射击员；第二机组由徐文宏副大队长率领，由于第二架轰-6刚刚改装完，机组投弹训练架次较少，所以由他们担任第一机组的备份。

  两个机组驾驶轰-6经过持续不断的训练，空投精度不断提高。到1965年4月底，他们共投配重弹12枚，11枚投在了距靶心200米范围内。李源一机组一共进行了9次配重弹空投训练，成绩一直很稳定，在4月28日进行的冷爆弹试验中，空中爆炸点距靶心仅有96米，这标志着可以进行实弹投放了。

  遥测与控制系统先后进行了10次联试，全部取得成功；地面效应物也准备就绪，包括猴子、白鼠、马、驴、免子等动物，以及汽车、坦克、火炮等武器装备，都已经部署完毕，参与效应物试验的人员多达2010人。

  就在箭在弦上蓄势待发之时，作为总指挥的张爱萍却始终有一件事放心不下。4月18日，他在给马兰基地的一份报告中表达了自己的忧虑：

  我看到的一些资料显示，当时张爱萍甚至担心，美苏两国会联手对我国核试验基地进行空袭。所以在整个试验准备过程中，防空，一直是张爱萍非常关注的重点。他多次对相关部门强调，一定要关注防空。还亲自去现场检查、指导部队的防空演练。按照他的部署，第二次空投核试验我们主要采取了两种防空策略。

  二是扼守。张爱萍把当时我国仅有的，装备着萨姆-2型地空导弹的四个营中的第三营，调到兰州铀浓缩厂附近担任警戒，青海221厂边上也增加了一个高炮团。除此之外，在停放载机的14号机场和马兰基地的试验场区附近，再部署一个歼击机大队。

  酒泉和马兰基地的人员和仪器设备也做了充分准备，一共开挖8846米防空壕和2146个人员掩体，一旦遭到空袭，他们将按事先划分好的疏散地迅速转移到100公里之外进行隐蔽；执行任务的2架轰-6也已做好随时转场到陕西的准备。为了万无一失，基地还组织了一支反空降部队，防止敌人实施伞降。

  因为虽然我们已经爆炸了第一颗，但还不具备投送能力，也就不具备反击能力。美苏很可能趁此时，铤而走险用武力遏止，空中突袭是他们最可能使用的方式，必须做万全的准备。所有工作都准备就绪后，1965年5月1日，张爱萍和空军副司令成钧、张蕴钰等联名向中央专委、军委上报“请批准进行正式试验”。5月5日,张爱萍主持第二次核试验委员会常委会，正式决定5月8日8时为空投核试验零时。尽管气象专家对当天的天气有一些担心，但张爱萍还是于5月7日中午下令将全部效应动物置入效应部，当天晚上再次下令执行插雷管程序，把火工品装入。

  基地14号机场、空军指挥部、二机部九院接到“零时”通知后，立即开始做第四次试验前的准备。 经检查后，用吉普车牵引到轰-6飞机旁，于14日凌晨5时21分挂入21号轰-6弹舱，气压引信调整后，各级负责人签字确认。

  5时59分，担任备份的徐文宏机组驾驶22号轰-6率先起飞，沿航线侦察天气情况，确认符合试验条件。大约两小时后，李源一、于福海机组驾驶21号轰-6起飞，随后地面报告：“8时13分30秒，老六从14号机场起飞。”

  21号轰六飞行一个多小时后，于福海于上午9时26分发现地面靶标，靶标是一个巨大的方形白框，白框里套着一个直径200米的白圈， 白圈正中有个白色“十”字。按飞行方案，21号机要三次进入靶标上空，第一次进入进行概略瞄准，第二次进入进行精确瞄准，第三次进入，正式投放。

  9时30分，21号第一次通过靶标上空，9时45分第二次通过靶标上空，于福海向地面报告计算数据后，指挥部命令机组第三次进入。

  9时59分38秒，在靶标上空爆炸，强光持续了四五秒。在21号机飞至距离爆炸中心大约19公里时，冲击波追了上来，轰六的机身剧烈抖动了有六七秒。

  爆炸后10分钟，基地报出了速测的初步结果：爆炸高度500米左右、爆心投影点距靶心135米，爆炸威力大于3万吨梯恩梯当量。 试验委员会初步认定：这是核爆，试验成功了。 张爱萍立即打电话到北京，向周总理和罗瑞卿报告。

  爆炸后，身穿防护服、头戴防毒面具的坦克分队立刻出发，于22分钟后抵达爆心；六个半小时后，包括步(骑)兵战术分队、工程兵分队、炮兵分队和防化兵、公安消防分队的共400余人，在沾染区进行了战术背景下的演习和作业。其中，铁道兵42人戴防毒面具修复爆区内一座39米的桥梁，竟耗时8个小时，作业能力降低了70％。

  的“空爆”成功，标志着中国具有了真正意义上的核威慑能力。李源一机组在达成目标后安全降落，空军党委给机组记集体一等功；李源一、于福海荣立一等功，机组其他4人荣立二等功。